舉例：你投入100萬開了間飲料店，每個月回本4,200元，一年賺回5萬元，也就是成本回收5萬，還剩下投入95萬，亦即成本下降了。

面對司機的不滿，Uber回應，從2015年到2019五月，他們已經付出超過780億美金的薪水給司機，而從2017年開始的小費功能，也為司機們帶來12億美金的收入。歐盟今年也立法保障透過平台接單的勞工基本權益，規定企業主必須依照規定讓工作內容與薪資更透明化，同時不得有剝削勞工的規定。

這樣的立場再度引發美國法律界的激辯。不過類似的案子在美國卻有不同結果。零工經濟的規模不太容易統計，但根據資料顯示，美國勞動人口中有超過三分之一以上、大約5700萬人參與零工經濟，而曾經講究終生僱用制的日本，在多年來景氣低迷下，2018年也估計有超過17%勞動人口投入。2018年費城法院在一起類似官司中判決Uber司機「可以隨意工作、自由休息、辦自己的雜事，或在每趟車程之間抽煙」，不受Uber限制，所以不能算是員工。零工經濟這個名詞從2009年問世之後，在全球掀起一波熱潮。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舊金山誕生的Uber，娘家加州在今年9月通過新法案AB5，規定只要接案者的工作表現受公司控制或工作內容為公司常態營運的一部份，接案者都該被視為員工，享有最低薪資等法定權利，很可能會衝擊加州各種外送和載客平台。由於這類企業都把合作的勞動者視為獨立「承攬」工作的包商，理論上可以替資方省下開支，替勞方換得自由。Photo Credit：聯經出版 有別於戲台的傳統歌仔戲，電視歌仔戲的妝容、服飾與道具，講求寫實。

不過，電影、電視雖有節奏明快的優勢，但前者需要專程去戲院買票觀看，後者的電視機，在那個低消費能力的年代並不普及。戲迷回饋給楊麗花的熱情，就像燎原的野火般，熾熱而迅速地擴散各地。而直播看不到自己在鏡頭前究竟演得好不好，所以她會事先在家對著鏡子認真揣摩與練習，希望能將演出掌握得更好。他們有的想一睹楊麗花廬山真面目、有的想索取簽名、有的想送補品禮物給楊麗花，再加上一麻袋、一麻袋湧進台視給楊麗花的信件，熱鬧滾滾的聲勢，相當震撼。

「不能因為聽眾看不見，就只顧唱腔而忽視做功，因為唱功與做功若不能同時到位，聲音裡就流傳不出真感情。因為，現場看到的，不是熱情的觀眾，而是冷冰冰的機器。

「一開始我沒辦法變著嗓音分飾其他角色，曾經裝假音裝到失聲，但慢慢也學會了。」 跨出生澀的第一步後，楊麗花的電視演出也漸趨行雲流水。」母親欣慰之餘，也叮囑她：「再努力的人，也需要有運氣相挺，運氣來了，就一定要好好把握。那時每到週四中午直播時間，台視門口就擠滿蜂擁而來、想等楊麗花演完戲出來的「花迷」，讓八德路的交通幾乎打結。

廣播只聞其聲、不見其人，所以不講求演員的扮相、身段與功夫，只有唱腔和唸白絕對不能含糊，這和戲台的表演模式完全不同。「好笑的是，為了看我演出，幾十年來管他電視頻道增加了多少個，我阿爸阿母家的電視機，永遠定頻在台視。而且，戲台上一齣戲得有好多演員共同演出，廣播卻可大幅縮減人數，由演員裝出不同嗓音，一人分飾幾個角色。所以，儘管別人笑，我自己也覺得好笑，但一開唱照樣隨著歌詞比劃，唱到悲苦的劇情時，淚水更猛在眼眶裡打轉。

最不能適應的，就是『演』的習慣，明明知道現場沒觀眾，大家也都是坐著唱戲，但是鑼鼓點響起，我一開口唱，手就像反射動作一般『比』了出去，當然，立刻就被人家擋了回來。扮相俊逸、演技細膩入微的楊麗花，舉手投足間充滿魅力，輕易就傾倒電視機前的觀眾，許多「花迷」更視她為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 從小不服輸的個性，促使楊麗花加倍努力來克服自己的弱點，只要一拿到劇本，晚上就請大哥來教她。從直播到錄影，從黑白到彩色，她與台灣電視歌仔戲的共榮前景，於焉開展。

」 學習上，楊麗花從不滿足。唯一讓她較感心虛的，就是電視歌仔戲必須照著劇本演出，畢竟，她的正規學業沒唸2年，要硬背那麼多生澀的台詞，並不容易。而出身戲台的楊麗花，不只歌聲好、觀眾緣佳，從小嚴格訓練的台風與身段，更讓她一舉手一投足，都流露出動人的韻致，所以現身後更是聲勢大漲，所到之處，萬人空巷。「天馬歌劇團」以《精忠報國》奪魁，楊麗花扮演的岳飛，扮相與演技都受到各方矚目，從此跨入螢光幕，和台視展開長達半個世紀的合作關係。Photo Credit：聯經出版 楊麗花迅速走紅，母親最是安慰，告訴她：「以前也有很多觀眾喜歡看我，但妳比我強，因為廣播的聽眾連妳的面都沒見過，就那麼喜歡妳。「那時候的演出是採直播，還要在固定的時間暫停，做切口來播廣告，現場導播一些專業上的手勢，我一時間無法適應。

文：楊麗花、林美璱 60年代初期，在電影、電視等新興娛樂的多重夾擊下，歌仔戲陷入空前危機。有些電台的歌仔戲演員，嗓音雖然韻味十足，但扮相與身段卻未能得到觀眾喜愛。

而廣播是既普及又結合時代脈動的傳播媒體，於是有熱心地方戲曲的人士，想出透過廣播來播放歌仔戲的點子，果然一開唱立刻造成轟動。此外，母親看播出後給予的寶貴意見，更是她演技成長的最大功臣

同時，這些轉變的直接結果是，那些被診斷為精神疾病的人和已康復的患者，他們的存在和聲音更能在社會和政府的決策機關中凸顯出來。在此期間，各種各樣的團體和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包括「反對精神醫學壓迫運動」（Campaign Against Psychiatric Oppression）、「倖存者站出來」（Survivors Speak Out）和「聽到心聲網絡」，有些只存在短時間、有些則更持久，有些是遍布全國甚至成為國際組織。

無論舊精神病院有哪些優點或侷限，我們都不能證明，它們提供的環境有利於讓不滿的患者組織起來。這些團體並非都是倡議團體。對我們而言，壓力意味著情緒恐怕更難處理，身心變得不穩定。在就業方面，「是時候改變」（Time toChange）組織在二○一三年進行的研究中，有百分之六十七受訪者表示，因為恐懼汙名，所以不敢告訴雇主或未來雇主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

文：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心理健康服務使用者運動：「我們沒參與的決定，就與我們無關」對於主流的精神醫學世界觀，第二個主要挑戰來自另一個群體（儘管在思想和成員組成上與精神醫學界有不少重疊）。新的急難救助和社區中心紛紛成立，通常都附屬於義工單位。

針對大眾的精神疾病反汙名化運動，在蘇格蘭有「看到我」（See me）運動。布蘭菲爾德（FranBranfield）和貝雷斯科特（Peter Beresford）在二○○六年出版的著作裡談到，朗特利基金會（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訪問參與改革的服務使用者，總結道：近年來，人們越來越重視，在健康與社會照護政策和實務上，要讓服務使用者參與決策。

作家兼歷史學家泰勒於一九八○年代進入倫敦北部的費尼恩巴尼特精神病院，一開始先住院治療，後來改為日間照顧。因此，當被喝斥時，就會沒有自信。

你不能走到街上，舉起標語牌走來走去，大喊：「我很蠢，你打算怎麼辦？」你一開始就沒有自信，躲得遠遠的。政府基於復原和自立生活的概念制定政策，至少在原則上是有正面意義的。政府會徵詢他們的意見，服務提供者有義務與他們協商。從一九九○年代初開始，在保守黨和新工黨政府推動下，心理健康政策充斥著諸如「賦權」和「使用者參與」等等進步術語。

例如，有大量服務使用者參與制定的《二○○三年蘇格蘭心理健康照顧與治療法案》（Mental Health〔Care and Treatment〕〔Scotland〕Act 2003），被視為心理健康立法的一項進步。一九六○、一九七○年代的反精神醫學運動主要是由專業人士所領導的，包括激進精神醫學家和其他心理健康專家。

這些運動所取得的進展反映在全國性組織的創立，例如「塑造我們生活」（Shaping OurLives）。不管是吃藥、轉到不同機構和被拘禁在醫院，都未經我們同意，甚至我們事先全不知道。

這些團體的共同性質是，幾乎大多數的服務使用者或前服務使用者所積極參與的活動，在某程度上都是要反抗主流的成見，解除對心理健康問題的負面看法。遇到其他人，他們對我說：「你曾是某某聯盟的成員。